去思碑之意，大致是某位官员在任上时，做过许多好人好事，泽被一方人民，到他卸任离开之后，人民犹自怀念着他，于是树了一方石碑，刻上该官员在任时所做的仁政善举，且立于通衢闹市的醒目之处，让人们每经过此处时一眼就能看见，就油然而起景慕怀念之情。据史料记载，明代泰顺百姓曾为两位知县树立过去思碑。

蔡公、区侯去思碑

　　泰顺文博馆楼下矗立着一方刻于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石碑，圆首篆额，高约米许，或许是年代久远，碑文漫漶大多已不可辨了，唯独碑额那几个大字，当是勒石之日，匠人镌刻较深，如今方能辨出“邑侯蔡公去思碑记”八字。

　　翻阅《分疆录》，蔡公名芝，字卉伯，广西桂林举人，嘉靖二十八年到任，为泰顺历史上的第二十三任知县。蔡知县德性和厚，政尚平易，谦虚礼貌，对人和蔼，在泰顺担任知县期间，主持修缮了泰顺县学的校舍，重建了城内主要交通设施——太平桥，受到了人民的称赞，所以离任以后泰顺人民刻了一方石碑，立于东门(县城通往外地的必经之路)，以表纪念。

　　其实，泰顺还有一方已经不见踪影的去思碑，刻于大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碑文见于明代乐清人侯一麟的《龙门集》中，为纪念第二十七任知县区益所刻。

　　区益，字叔谦，广东高明人(今广东省佛山市高明镇阮涌村)，明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最初授任为江西都昌县知县，区知县或许是性本耿介，公正廉明，不会讨好上司，结果被人从鄱阳湖畔有着“鱼米之乡”称号的都昌调到贫困山区泰顺来。明代之时，泰顺人口较少，峰峦百里，道路崎岖，物产稀薄，税赋微少。来当知县的大多都是举人，甚至是监生、贡生。区益在泰顺当知县短短的几年光阴之间，究竟做了什么好事让泰顺人民如此怀念，以致非要刻在石碑之上不可呢。

率领军民抗击倭寇

　　区益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月到任，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离任，满打满算在泰顺一共呆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时间，是“嘉靖大倭寇”在沿海地区横行为患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区益宦游生涯中最辉煌闪亮的时期。在温州府，从嘉靖八年至嘉靖四十二年这30多年中，沿海地区的乐清、永嘉、瑞安、平阳一带几乎每年都有倭寇上岸劫掠，人民被屠戮，房屋被焚毁，生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嘉靖三十八年的三月到十二月，倭寇南北交集，连续侵犯瑞安、乐清，当然，也包括泰顺。

　　大明朝嘉靖三十八年秋十一月，倭寇三千余人自福建福鼎桐山登陆后进犯泰顺，连续攻破排岭隘、石门隘，雅阳三魁等地被焚掠一空，缨锋直指县城。此时区知县刚刚到任一个月，县城罗阳人人惶惧不安，危急关头，区知县挺身而出，悉心计画，调度守御，先让把总卢琦、梅魁，指挥李元佐，葛垟生员陶治臣等人率兵埋伏在下稔一带，待倭寇攻城时伏兵四起，区知县率领所招募的坑兵(矿工)、乡兵(农民)出城夹击，大败倭寇，斩获无数，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修建城墙书院粮仓

　　这是区知县在泰顺的闪亮登场秀，接下来的事，就让人们懂了这不仅是位“遇事刚敏、才识洪迈”的知县，还是一位“勤劳俭朴，克己为公”的知县。本来上级说每个倭寇首级是赏银八两的，区知县大手一挥，打了五折：“每级四两！”泰顺税赋少，底子薄，库房里银子不多，增加赏格就是增加人民的负担，这些银子都是从下面一分一毫收上来的，不能随随便便就花了。

　　省下来的银子区知县全部拿去修泰顺城墙，区知县告知大家：“倭寇虽然此次败去，说不定下次还会再来，而泰顺的城墙太简陋，像这样很难保的一方平安啊。大家一起努力，加高加固吧。”修城墙时区知县自己把薪水全捐出来，还动员乡绅们捐款，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泰顺城墙增高了近二尺，加厚了近二丈，门楼、雉堞、城屋、竿橹、内外马道等焕然一新。

　　修城之余，区知县又告知：“泰顺建县以来只盖了县学而没有书院，县学里面的生员肄业以后没个读书交流的地方，建一个罗阳书院，发扬一下文风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粮仓盖在郊野乡下不好，不但统计支取麻烦，而且敌人来了很容易被占取，变成资敌的场所，所以改建在城中安全一些。”就这样，区知县建了一个书院和三个粮仓。

　　修好了城墙之后，区知县为了节省开支，精打细算，他接着出招：让县里的义勇接替官军守城，因为义勇的工资比官军便宜。

泰顺百姓感念区知县

　　在泰顺六年的知县生涯中，区知县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他弊无不革，比如蠲免了一些虚头巴脑的徭役赋税、甲费火耗；利无不兴，比如修缮了一些道路桥梁、学宫庑舍。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治下民风淳朴，太平无事，以至老百姓感觉区知县就是咱们自己泰顺人而不是外地人。嘉靖四十四年夏天，区知县因政绩显著，劳苦功高，终于官升一级，调擢为广西庆远府(今广西宜山及其周边)同知，离开当日，城里的乡绅士民，甚至乡下的老人家、巷弄里的小孩都来送行，他们用手攀着区知县离去的车辕(估计是轿子，泰顺在明代时有马车让我很难想象)，送了一程又一程，哭泣着请区知县留下来。

　　当然，区知县的身影还是越来越远了，人们擦干泪水之后互相议论：“六年前如果不是区知县，我们这些人早就被倭寇杀光了，更何况这六年中区知县的种种善政，我们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啊。这么好的官一定要留念住的，记在心头还不算，要把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之上，立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子孙后代更多的人都知道他的事迹。”于是，泰顺人民恳请乐清大才子侯一麟写了一篇纪念区知县的文章，镌于岩石之上，以期天荒地老，永不磨灭。

　　区侯去思碑如今已遍寻不见了，唯蔡公碑尚在，在县内许多的记事碑、禁令碑、捐资碑中显得那么孤独，那么的卓尔不群。泰顺从景泰三年建县至今五百多年的时光中也许不止这几位好人好官，也不止这两块去思碑，但笔者再也没有从其他地方或是古籍中找到此类的记述。

　　时至今日，留存下的这块去思碑早已是斑驳沧桑文字漫漶了，也不曾树立在它曾经树立的地方，更遑论那块已经消失不见的去思碑。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也应在情理之中，当笔者在《温州历代碑刻》这本书中读到《泰顺区侯去思碑》时，不由想起单位楼下角落里那块孤独的影子，萌生人生寂寞如雪之感。

　　题外话，区益区知县生平喜读《左传》、两汉文章和杜甫诗篇，撰述颇多，有《阮溪草堂集》。其子区大枢为举人、区大相、区大伦为进士，都是当时理学和文词的名家。大明朝隆庆五年(1571)，区益转任浙江温州府同知，泰顺人民闻之后心情激荡，奔走相告：“我们的好官又回来啦！”

（编辑 毛晓辉 来源 泰顺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