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顺山峰星罗棋布，沟壑纵横，多山少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耕地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不到。一直以来，我们印象中泰顺都是“吃农业饭”的，发展农业才是根本，但让人意外的是，调研表明，自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在泰顺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洪口碗窑村因汀州人入迁而兴起陶瓷生产

土改前，全县经济以农业为基本命脉

　　土改前，种植制度以一年一熟为主，一年两熟为次，小部分低海拔沿溪地带也有一年三熟。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1949年平均亩产150.6公斤。除水稻外，还种植番薯、马铃薯、小麦、大麦、玉米、高粱、小米、豆类等，其中以番薯最为重要。

▲番薯刨丝晾晒现场

　　番薯是泰顺主要的旱地作物，得到广泛种植，1949年番薯干丝平均亩产205公斤，也高于稻谷的亩产量。长期以来，番薯成为泰顺贫穷农民的主要粮食。《分疆录》以为，自清朝乾隆(1736～1798年)以后，番薯便成为农民的主要食粮，甚至说：“吾泰山多田少，生齿繁衍，全仰给番薯。”由于番薯亩产量高于水稻，也出于肥力的考虑，一些地方的农民采用稻薯轮种的方法，在田中种二年水稻，再种一年的番薯。

▲《分疆录》书影

康雍乾时期，商品经济初步发展

　　早在两宋时期，泰顺的五里牌玉塔、百丈镇窑背、洪口碗窑等村已建窑制造瓷器。其中，玉塔古窑址群为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生产，已发现窑址10处，器物各类多种，青白瓷胎壁较薄，胎质细密坚硬，最为精致。

▲宋泰顺洪口窑青瓷篾划荷花纹碗

　　明前期泰顺银矿的开采一度兴盛，由此引来数量众多的前来盗采的处州府的流民，官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成为泰顺设县的原因。甚至在建县以后，泰顺也常受私自盗采的“矿盗”问题的困扰。

▲明代炼银炉碴(摄于龟湖镇白银村)

　　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汀州移民开始在里光、司前一带发展商品性的土纸生产，并在洪口利用当地特有的陶土建窑烧碗，远销外地。此外，当地还有冶铁业、烧炭业、蓝靛种植业，它们的产品均销到外地。凡此表明，泰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输出，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同治光绪时期，泰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始修于同治四年(1865年)，于光绪四年(1878年)刊印的《分疆录》卷二，提到泰顺的商品经济状况与人们的商业意识。它说：部分士人刚刚进入州县学成为生员，便忙于家事或从事贸易；农民除了在田里种植庄稼，又广开山园，嘉庆以前多种蓝靛以谋利，现在多种蕃薯以为贫民之粮，农闲时还前往邻县挑运鱼盐，以得到工钱。

▲靛蓝类色素是人类所知最古老的色素之一,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和印染工业

　　手工业工匠只好到外地做工；商人以前主要销售蓝靛和木炭，远销苏州和杭州，最近几十年这两类出产极少，货物只有铁器、茶油、毛竹、木材和土纸，但这些货物利薄货少，少有远销。

▲《分疆录》记载士子忙于家务或贸易，农民在农闲时往邻县挑运鱼盐

　　除此之外，逢本地饥荒将邻县的粮食运入本县，逢邻县饥荒将本县粮食运到邻县，这样的记载也日见增多。清顺治二年(1645年)，温州沿海平原的永嘉、瑞安、平阳各县发生大饥荒，饥民将鱼、盐运到泰顺换米；顺治十七年，本地饥荒，人们从庆元运米到泰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本地饥荒，人们到福鼎桐山将台湾所产的大米运入泰顺；光绪三年(1877年)，本地饥荒，四乡依赖海运米接济。

▲《分疆录》记载：顺治二年，瑞安、平阳等县饥民将鱼盐运到泰顺换米

　　据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康雍乾以来二百余年的发展，在同治——光绪年间追利逐末在泰顺已成为普遍现象，不仅越来越多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卷入了商品的生产、经销和运输，即连士人也卷入了经商活动。而且，泰顺的手工业工人以前多来自外地，同治——光绪年间不仅本地的手工业工人多来自外地，还有很多本地的工人前往外地谋生。而且，以上提到的乾隆四十八年泰顺人到桐山将台湾大米运入泰顺救荒一事，证明至少在清朝前期，泰顺已通过沿海港口与中国沿海乃至海外发生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此外，以上提到的光绪三年泰顺四乡依赖海运米接济，表明近代泰顺与沿海的联系更为紧密。

▲《分疆录》记载：乾隆四十八年，泰顺人到桐山将台湾大米运入泰顺救荒

接收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

　　泰顺不仅离温州、桐山等海港很近，离三都澳(在今福建宁德县)、福州等海港也不太远。1844年，福州开为通商口岸，1876年和1899年温州和三都澳相继开为通商口岸。通过这些通商口岸，泰顺接收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在泰顺考察时，曾在上洪村拍摄到当地一位老人在1928年88岁对自己一生经历大事的回忆。

　　这位老人没有离开过泰顺，回忆中却有许多关于当时的温州、浙江、福建乃至中国的重要事件的记载或感想，如太平天国战争、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都有提到。这些记载虽然简略而且有错，但毕竟表明，群峰并未挡住在近代信息传入泰顺。

　　这位老人也记载了若干项洋货和西医技术传人泰顺的时间，其中煤油是同治年间(1862～1874年)，种牛痘是光绪初(1875年为光绪元年)，洋火(火柴)是同治初(1862年为同治初年)，时辰钟(时钟)是咸丰初(1851年为咸丰初年)。老人总结道：“凡外洋货物洋料等件，均系同治、光绪间到此。”根据温州各县的情况，当时运到泰顺的洋货应不止煤油、洋火、时辰钟等几种。

▲《上洪双桃老人先生米寿岁记》开卷之“事迹并谈治乱丰歉”

　　民国时期，泰顺近代工业开始艰难起步

　　民国时期，泰顺开始引入脚踏印刷机、卷烟机等半机械化工具，竹木加工、制碗、土纸、铸锅、印刷、酿造等手工业部门具有一定的规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本地所产的陶器、瓷碗、土纸、雨伞都是主要的外销商品，民间素有“大安陶、洪口碗、司前纸、罗阳伞”的民谣。

▲大安土陶制作壁画

　　此外，木材、毛竹、新炭、茶叶也是泰顺的大宗外运商品。泰顺盛产茶叶，抗日战争前，除红茶、绿茶之外，还采制部分黄汤、银针、旗枪、白牡丹等名茶，销往上海、天津、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

　　自沿海和其它地方进口的商品，则以盐、水产品、布匹等为大宗。

　　抗日战争期间，因部分省内的学校、银行、企业及机关迁入，泰顺全县的工商业经济达到近代的高峰。1941年，全县注册工商业户604户，734人；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工人和店员数量，1947年为5249人。据估计，1941年全县工商业就业人口约六七千人，如按每个家庭5口计，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三万余人口，依靠工商业为生。

▲大安土陶

　　此外，农忙务农，农闲务工从事运输业(挑夫)，是泰顺农民的习惯。这部分人数不少，如三魁庵前村民国时几乎60%的家庭都有人农闲时外出做工，这种部分靠农业以外产业为生的家庭，估计占泰顺农村家庭总数中的三分之一以上。以上两部分的劳动力合计，估计全县全部或部分依靠农业以外的产业部门谋生的家庭，可能占全部家庭总额的大部分。

　　总的看来，虽然泰顺经济不算发达，甚至可以说相当落后，但因山区物资交换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不低。

▲蟾宫步埠头旧景(已淹没)